挽唐 作品
第七十三章 三吳首府，鎮海往事
正月十四日辰時，甲板上“一片狼藉”的舫船在碼頭上行人的驚愕目光中逐漸停靠在了潤州治所，丹徒縣城外的碼頭上。
李繒見不遠處的江南第一雄城潤州近在眼前，捋著美髯，一時間來了講古的興致，對著顧柯有些感慨地說道:
“潤州本乃我朝江南東道首府，其治所丹徒，自先秦時便是三吳鎖鑰。
相傳太伯後裔所建的勾吳國便是發源自丹徒，而古聖賢延陵季子季札的封地也正在此地，稱得上是三吳文脈所在。”
顧柯自小便通讀九經，吳地方誌和各類文人筆記，對自家祖宗出身發跡的吳郡歷史那更是瞭如指掌。
不過既然李繒有講古的興致，他自然也要裝作一副受教的模樣，很是滿足了李繒好為人師的慾望。
只是不時出言應和一二，說說自己所出身的吳郡顧氏的典故，以免讓李繒覺得自己不學無術，連自家祖宗的歷史都記不得了。
顧柯在交談中很好地把握了談話的尺度，既不會讓李繒覺得他刻意諂媚，又不會表現得過於突出，讓李繒感覺自己喧賓奪主，真可謂是唐代高質量陪聊。
幾番交流下來，李繒對顧柯是越看越順眼，儼然已經忘記了先前被顧柯利用的事，只恨他不是自家子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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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李繒所說的先秦吳國曆史其實只是這個年代的通行說法，源自《史記·吳太伯世家》中對吳國曆史的記錄。
丹徒最早稱“宜”，是周康王封給虞侯的領地。
春秋時屬吳，名朱方。吳亡屬越，越亡屬楚，更名谷陽。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郡縣。
直到秦始皇三十七年，改谷陽縣為丹徒縣，才第一次有了“丹徒”之名。
而根據現代考古證據，出土自丹徒的西周宜侯夨（ce四聲）簋（gui三聲）上的銘文記載了器物主人夨（ce四聲）被周康王冊封為宜侯，並賞賜鬯、瓚、弓、箭、土地、庶人等的事件。
這件青銅器堪稱是無價之寶，有效地彌補了傳世文本記錄中關於西周早期封建制度的缺失，對西周時期還充滿迷霧的江淮地區封建情況做了很好的補充。
而夨（ce四聲）的真實身份，經過郭沫若、唐蘭二位先生的考證，認為夨（ce四聲）就是周章。
也有人認為“夨”是周章的弟弟——虞仲，還提及由於賞賜的級別很高，甚至超過了後來為周室立大功而被封諸侯伯長的晉文公，說明被封者身份很高（王室近族）。
虞仲有二，史簡有載:
其一為周太王的次子、吳太伯之弟，周文王之次兄，名仲雍，是商末所建吳國的第二任君主。
其二為仲雍的曾孫，虞國的首位受封君主，排行第二，封在虞國，故稱虞仲。
此處的虞仲即為後者。
而仲雍下傳四代便是周章，他也是吳國第一位以周人後裔自稱的國君，周武王克商之後找到的同族後裔，由吳太伯和仲雍建立的吳國當時的國君便是他。
因為吳太伯實際上無後，周人一直用虞仲之後代表出走之族，所以古吳國國君實則應該是仲雍之後。
以上史書的記載出現了前後兩個虞仲，而前一個虞仲名為仲雍，後一個虞仲是仲雍的曾孫，排行第二，受封虞國，故稱虞仲。
兩人是曾祖父和曾孫的關係，那麼為什麼仲雍也被稱為虞仲呢？
而吳國國君實際身為仲雍之後，又為何要自稱為太伯之後呢?
因為按照周代的封建宗法體制，周章作為仲雍的長曾孫理所當然地應該紹繼太伯之祀（過繼必須以嫡以長）。
這樣，仲雍的承祀者只能是其次曾孫仲（排行二，所以稱仲）了，仲被封在虞國，所以稱虞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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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虞仲承祀仲雍，所以仲雍的後人又用虞國的虞字冠名仲雍名前追尊之，而仲雍也排行第二，所以也稱虞仲。
在春秋三傳的記錄中，周在淮河以東以南的地方並沒有轉封的諸侯，但是宜侯簋的出土填補了這個缺失。
也就是說，曾經有周人貴族轉封於長江下游，但是在西周末年東夷的打擊之下被摧毀。
例如武王之穆中曾有所謂“邗晉應韓”，其地應該在兩淮間的邗溝附近，也不見《左傳》記錄，可能也應該已經亡於東夷。
因此吳人也完全可能是宜侯之國瓦解後其居民與土著文明結合的後裔，相較於吳太伯後裔的傳統觀點，這一說法或許會更接近古勾吳國曆史的真相。
當然顧柯和李繒此時肯定並不知曉尚且塵封于丹徒這座古城之下的西周青銅器銘文中，究竟有著怎樣足以補充《左傳》遺漏的寶貴歷史資料。
他們所熟知的丹徒和潤州，更多是漢代以來的歷史:
漢高祖六年（前201），封劉賈為荊王，號荊國，丹徒為其屬縣。
十二年，原劉賈封地改封吳王劉濞，更名吳國，丹徒縣屬吳。
景帝三年（前154），七國之亂爆發，吳王劉濞反，兵敗國除，丹徒縣改屬江都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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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狩二年（前121），江都國除，屬會稽郡。
永建四年（129），分會稽郡十三縣置吳郡，丹徒為十三縣之一。
三國吳嘉禾三年（234），改丹徒為武進縣，屬毗陵典農校尉。
晉太康二年（281），廢毗陵典農校尉置昆陵郡，改其屬縣武進為丹徒。
永嘉五年（311），昆陵郡改稱晉陵郡，丹徒縣仍屬之。
南朝宋元嘉八年（431），丹徒縣劃屬南東海郡。
李繒見不遠處的江南第一雄城潤州近在眼前，捋著美髯，一時間來了講古的興致，對著顧柯有些感慨地說道:
“潤州本乃我朝江南東道首府，其治所丹徒，自先秦時便是三吳鎖鑰。
相傳太伯後裔所建的勾吳國便是發源自丹徒，而古聖賢延陵季子季札的封地也正在此地，稱得上是三吳文脈所在。”
顧柯自小便通讀九經，吳地方誌和各類文人筆記，對自家祖宗出身發跡的吳郡歷史那更是瞭如指掌。
不過既然李繒有講古的興致，他自然也要裝作一副受教的模樣，很是滿足了李繒好為人師的慾望。
只是不時出言應和一二，說說自己所出身的吳郡顧氏的典故，以免讓李繒覺得自己不學無術，連自家祖宗的歷史都記不得了。
顧柯在交談中很好地把握了談話的尺度，既不會讓李繒覺得他刻意諂媚，又不會表現得過於突出，讓李繒感覺自己喧賓奪主，真可謂是唐代高質量陪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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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徒最早稱“宜”，是周康王封給虞侯的領地。
春秋時屬吳，名朱方。吳亡屬越，越亡屬楚，更名谷陽。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郡縣。
直到秦始皇三十七年，改谷陽縣為丹徒縣，才第一次有了“丹徒”之名。
而根據現代考古證據，出土自丹徒的西周宜侯夨（ce四聲）簋（gui三聲）上的銘文記載了器物主人夨（ce四聲）被周康王冊封為宜侯，並賞賜鬯、瓚、弓、箭、土地、庶人等的事件。
這件青銅器堪稱是無價之寶，有效地彌補了傳世文本記錄中關於西周早期封建制度的缺失，對西周時期還充滿迷霧的江淮地區封建情況做了很好的補充。
而夨（ce四聲）的真實身份，經過郭沫若、唐蘭二位先生的考證，認為夨（ce四聲）就是周章。
也有人認為“夨”是周章的弟弟——虞仲，還提及由於賞賜的級別很高，甚至超過了後來為周室立大功而被封諸侯伯長的晉文公，說明被封者身份很高（王室近族）。
虞仲有二，史簡有載:
其一為周太王的次子、吳太伯之弟，周文王之次兄，名仲雍，是商末所建吳國的第二任君主。
其二為仲雍的曾孫，虞國的首位受封君主，排行第二，封在虞國，故稱虞仲。
此處的虞仲即為後者。
而仲雍下傳四代便是周章，他也是吳國第一位以周人後裔自稱的國君，周武王克商之後找到的同族後裔，由吳太伯和仲雍建立的吳國當時的國君便是他。
因為吳太伯實際上無後，周人一直用虞仲之後代表出走之族，所以古吳國國君實則應該是仲雍之後。
以上史書的記載出現了前後兩個虞仲，而前一個虞仲名為仲雍，後一個虞仲是仲雍的曾孫，排行第二，受封虞國，故稱虞仲。
兩人是曾祖父和曾孫的關係，那麼為什麼仲雍也被稱為虞仲呢？
而吳國國君實際身為仲雍之後，又為何要自稱為太伯之後呢?
因為按照周代的封建宗法體制，周章作為仲雍的長曾孫理所當然地應該紹繼太伯之祀（過繼必須以嫡以長）。
這樣，仲雍的承祀者只能是其次曾孫仲（排行二，所以稱仲）了，仲被封在虞國，所以稱虞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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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曾經有周人貴族轉封於長江下游，但是在西周末年東夷的打擊之下被摧毀。
例如武王之穆中曾有所謂“邗晉應韓”，其地應該在兩淮間的邗溝附近，也不見《左傳》記錄，可能也應該已經亡於東夷。
因此吳人也完全可能是宜侯之國瓦解後其居民與土著文明結合的後裔，相較於吳太伯後裔的傳統觀點，這一說法或許會更接近古勾吳國曆史的真相。
當然顧柯和李繒此時肯定並不知曉尚且塵封于丹徒這座古城之下的西周青銅器銘文中，究竟有著怎樣足以補充《左傳》遺漏的寶貴歷史資料。
他們所熟知的丹徒和潤州，更多是漢代以來的歷史:
漢高祖六年（前201），封劉賈為荊王，號荊國，丹徒為其屬縣。
十二年，原劉賈封地改封吳王劉濞，更名吳國，丹徒縣屬吳。
景帝三年（前154），七國之亂爆發，吳王劉濞反，兵敗國除，丹徒縣改屬江都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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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建四年（129），分會稽郡十三縣置吳郡，丹徒為十三縣之一。
三國吳嘉禾三年（234），改丹徒為武進縣，屬毗陵典農校尉。
晉太康二年（281），廢毗陵典農校尉置昆陵郡，改其屬縣武進為丹徒。
永嘉五年（311），昆陵郡改稱晉陵郡，丹徒縣仍屬之。
南朝宋元嘉八年（431），丹徒縣劃屬南東海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