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建康襄陽長安

也就是說，釋道安所代表的北方沙門勢力，在北方胡人政權和東晉朝廷中，雖然更傾向於後者，但出於自身利益在南渡後難以得到保證，在暫時觀望天下形勢的同時，又跟各方勢力保持不同程度的妥協、合作。得以在秦、燕、晉短暫相持的這段時期內，成為各方出於不同目的，而爭相拉攏的對象。

最關鍵的是，燕國的統治政策嚴重侵犯了這些次級士族和庶族的利益，佛圖澄依託後趙建寺近九百所，即便受石勒、石虎重視，但落實到各州郡出錢出力還要靠這些人，釋道安這些師事佛圖澄的中土名僧也大多出身這些家族。佛圖澄就好比一個百年老字號招牌，沒道理說佛圖澄一死，就讓這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的招牌倒了，釋道安作為師事佛圖澄的弟子中名氣最響亮者，自然也就接手了這攤子勢力，繼續作為這些家族的代言人。

釋道安帶著大批通曉儒學、佛法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多為官宦子弟是當時的社會精英，先是居住在地處嵩山起脈洛陽西南的陸渾，洛陽被燕軍攻克後又南下襄陽，要是能夠投靠燕國哪還用費這勁。

這些人背後的家族想要南渡避亂，也不願意在東晉江北防線上當炮灰，目的地是相對安穩的江南。各自還有眾多依附人口，不僅渴望獲得大量田宅，還希望出仕高位庇護家族，這些訴求全都與掌握江左政權的權貴利益相沖突。

而在東晉政權這邊，內部也是矛盾重重，皇室與權臣，權臣士族內部，南渡士族與本地士族，頂級士族與次級士族，士族與庶族。

儘管有這麼複雜的利益衝突，但這些人都同屬東晉這家公司，在他們的認知中只是為佔股多寡討價還價而已。桓溫卻是不斷吞併，在成為大股東後仍不滿足，不僅要當董事長還想借殼上市將公司變為私有，於是其他股東被迫暫時緩和矛盾，桓溫也就成了眾矢之的。

晉太和四年（369年）三月，桓溫第三次北伐出兵前，邀請徐兗二州刺史郗愔、豫州刺史袁真、江州刺史桓衝一同出兵。